第二百一十一章 卢梭与科西嘉宪法 (第1/2页)
　　
　　“让·雅克·卢梭...？”
　　
　　劳伦斯愣了一下，脸上不禁浮现出了讶然的神情，而后下意识地看向牢内的那年近六十而精神奕奕的男人，同时在脑中飞快地回忆道：
　　
　　“卢梭...1770年...错不了了，这正好是他刚刚从英国回到巴黎的时间。”
　　
　　卢梭的眸子稍微转动，定格在劳伦斯的脸上。
　　
　　他那对漆黑的双眸就像是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一般，平静而旷阔，蕴含着无尽的威能。
　　
　　“这位先生是...？”
　　
　　卢梭略感奇怪地问道，他能看出来劳伦斯并不是巴黎高等法院的人员，但是杰基法官对这个年轻人却是一副谄媚讨好的姿态。
　　
　　“够了，囚犯卢梭，不要废话了，这位大人的名字不是你该知道的。”
　　
　　杰基法官凶狠地说道，又上前对着牢房的铁门狠狠踹了一脚，发出一阵响亮的哐当声回荡在这走廊里。
　　
　　说罢，杰基法官像是变脸一样立刻摆出一副灿烂的微笑，扭头对劳伦斯说道：
　　
　　“波拿巴阁下，咱们走吧，别理会他了，就是个穷酸学者而已。之前在法庭上他就一直念叨着自由啊权利啊什么的，竟是些反动的话。”
　　
　　然而，劳伦斯却是看都没看杰基法官一样，径直走上前，注视着这位牢房里的思想巨匠，缓缓说道：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的脸上也显露出一丝惊讶，下意识地补充道：
　　
　　“‘那些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是的，先生，《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事实上，这正是我的作品。”
　　
　　“喂！囚犯卢梭！”
　　
　　还不及劳伦斯回应，一旁杰基法官率先冲了上来，他虽然不知道劳伦斯在与卢梭说什么，但还是怒气冲冲地指着卢梭的鼻子骂道：
　　
　　“你怎么还敢提起你的这本禁书？！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在牢房里还有胆子把这些挑战上帝与国王权威的反动语句挂在嘴上！”
　　
　　“别着急，杰基法官。”
　　
　　劳伦斯将左手搭在杰基法官的肩上，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冷声说道：
　　
　　“事实上，刚刚是我先把这些反动语句挂在嘴上的，我刚说的那句话就是出自你所说的禁书里面。”
　　
　　“我...”
　　
　　杰基法官脸色苍白地咽了口口水，劳伦斯那轻轻搭在自己肩上的手掌此刻像是有千斤般沉重，顿时让杰基法官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
　　
　　劳伦斯看着紧张无比的杰基法官，澹澹说道：
　　
　　“你应该不会是想说，我也是在挑战国王与上帝的权威吧？”
　　
　　杰基法官听罢恨不得能给刚刚的自己扇上两巴掌。
　　
　　任何一个关心政治的巴黎人都知道劳伦斯与王室的亲密关系，自己要是敢说劳伦斯挑战王室权威，那绝对会被所有人认为是恶意的污蔑。
　　
　　而不论是王室还是眼前这位波拿巴阁下，这可都是杰基法官这样一个小小的助理法官得罪不起的存在。
　　
　　“我，哈哈哈我当然不是在说您。”
　　
　　杰基法官堆起笑容，语无伦次地说道：
　　
　　“您这样的大人物当然和那些普通小民不同，您有足够强大的心志，不会受到那些邪恶的禁书侵蚀...”
　　
　　“既然这样，我和卢梭先生聊聊应该也没问题吧？”劳伦斯紧接着问道。
　　
　　“这...当然当然，您请便。”杰基法官犹豫片刻，连忙点头说道，随后十分识趣地退到了一旁。
　　
　　牢内的卢梭此刻也不禁瞪大眼睛，看着那位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扬的杰基法官像是个卑微的家仆一样低着脑袋退到了一边。
　　
　　劳伦斯则是扭头又将牢房里的卢梭上下打量了一遍，他已经能够确认，眼前的男人就是历史上那位举世闻名的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
　　
　　尽管历史上的卢梭在八年后的1778年便与世长辞，但是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的思想影响着整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美利坚宪法的制订。
　　
　　任何一位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领导人，不论是雅各宾派还是吉伦特派，抑或是热月党人或是后来称帝的拿破仑，都无一例外拜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青年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就亲自拜访过暮年时期的卢梭，并受到了其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德国诗人海涅才会说：
　　
　　“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由卢梭创造的。”
　　
　　这也是为什么罗素会将《社会契约论》称为法国大革命期间领导人的圣经，虽然罗素的这句话多少带有贬义，但也说明了卢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深。
　　
　　而对于卢梭本人来说，他就和许多不幸的伟人一样，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在生活上也并不富裕，在死后他的思想才被挖掘出来发扬光大。
　　
　　劳伦斯看着卢梭身上的旧衣，微微叹了口气。
　　
　　在他的记忆里，卢梭虽然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中产家庭，但年轻时候便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闯荡，并在巴黎的学术圈里渐渐出名，与伏尔泰、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学者都有不错的交情。
　　
　　而到了1762年的时候，卢梭与伏尔泰以及百科全书派学者由于思想不合而逐渐交恶，导致他的教育学着作《爱弥儿》受到了学术圈的抵制，并最终吸引到了巴黎主教毕蒙的注意。
　　
　　毕蒙主教认定卢梭的作品为禁书，对《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两本书都下达了禁令，使得卢梭不得不在荷兰出版这两本着作。
　　
　　而对卢梭来说更糟糕的是，巴黎高等法院也随之下达了对他的驱逐令，将他从法兰西的土地上驱逐了出去。
　　
　　于是卢梭也被迫开始流亡，先后辗转于普鲁士与德意志诸国，最终在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帮助下逃亡到了英国。
　　
　　休谟对于卢梭也算是仁至义尽，不仅帮卢梭安置好了住处，还向英王乔治三世举荐了卢梭，为他争取到了一份国王的年金俸禄。
　　
　　但是，卢梭本人并不会说英语，他在英国也没有别的朋友，这样的孤独处境使得他的精神状况日益恶化，后来甚至怀疑休谟想要加害自己。
　　
　　休谟对此也是十分无奈，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卢梭为：“他显然是疯了。”
　　
　　而到了1770年，巴黎高等法院终于撤销了对卢梭的驱逐令，允许他回到巴黎，但是不允许他发表任何着作。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的《忏悔录》在他去世四年之后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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